戴季陶因《天铎报》文字狱风波流亡到槟榔屿时，孙中山先生虽不在该岛，但他妻子卢慕贞与孩子们还住在该岛。孩子们需要一位国文教师，经雷铁崖介绍，戴季陶受聘成为孙中山的两个女儿15岁的孙琰与14岁的孙琬的国文教师。他们每天跟戴学习两小时，全家人对这位博学的老师印象都很好。孙中山当然了解到这个情况，这成为孙信任戴季陶的缘由之一。　　武昌起义后，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由海外回沪。12月29日，上海同盟会总部开会欢迎中山先生，戴季陶作为同盟会员与新闻记者参加了这项活动。戴在会前与孙中山作了短暂的交谈。孙中山在问询中知道他就是名闻遐迩的戴季陶，并曾担任过自己女儿的家庭教师时很高兴。这是二人第一次直接接触。 　　后来卢慕贞领着女儿从南洋到南京与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团聚，戴季陶因这层关系便常去孙中山寓所，向中山先生请教，孙中山也进一步了解了戴季陶其人，两人关系日益密切。 　　袁世凯窃取总统职位后，委任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孙中山于1912年10月14日在上海设立铁路督办办事处，戴季陶因为是同盟会会员，且又受到江浙同乡陈其美、张静江举荐，孙中山对其文采又很赞赏，便被聘为孙中山的秘书，从此他便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是戴季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年孙中山46岁，戴季陶22岁。戴季陶说：“在当时追随孙中山的人中，本人算是最年轻的一个。”“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总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没有离开总理过。”戴季陶因此成为国民党内的核心人物。 　　这期间，孙中山的夫人与孩子已回广东老家去了，戴季陶夫人就主动承担起照顾孙中山饮食起居的事情，孙与戴也因而进一步加深了感情。戴季陶形容孙中山对他：“爱护之殷，关垂之切，实已超出师之于弟，直与父子无异。” 　　戴季陶每天上午8时便去孙中山寓所听他讲建国的纲领，并奉命将这些讲话记录下来。孙中山共讲了一百多天，戴季陶将这些讲话记录整理成《民国政治纲领》及《钱币革命》两本书，孙中山思想得以流传，戴季陶功不可没。孙中山许多重要的文件、宣言、关于三民主义的全部演讲录都是戴季陶审订出版的。因为孙中山眼睛不好，戴季陶还要为孙读书报，以便他及时掌握时局动态。1913年2月10日，为实现社会改革与经济建设的理想，孙中山偕夫人卢慕贞、秘书兼翻译戴季陶、英文秘书宋霭龄，随员马君武、宋耀如等一行乘“山城丸”轮船访日考察。 　　在日期间，日本首相兼外务大臣桂太郎两次会见了孙中山等人，谈话内容包括他对袁世凯这个奸臣的认识。密谈时间前后长达15个小时，戴季陶对桂太郎的见识极为钦佩，详细地记下了谈话内容。为取得日本朝野人士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支持，戴季陶还协助孙中山会见了日本民党首领犬养毅、著名政客头山满、自由党及立宪政友会创始人坂垣退助。戴季陶自己还与日后成为侵华的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有所往来。 　　孙中山、戴季陶等还会见了日本铁道协会会长古氏公威，商谈了中国铁路修建和筹款事宜。之后，孙中山一行人到日本各处参观访问。根据访日见闻，戴季陶后来写了颇有影响的一本书《日本论》。 　　在犬养毅招待孙中山的宴会上，犬养毅与孙中山有一段精彩的对话是由戴季陶翻译并记录下来的。 　　犬养毅问孙中山：“您很喜欢看书吗？” 　　孙中山答：“是的，我很喜欢看书。” 　　犬养毅又问：“除书之外，或者说，比书更使您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孙中山稍微考虑一下微笑着答：“当然是女人喽！” 　　中外景仰的伟大革命家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这使戴季陶是否翻译颇为犹豫了，但孙中山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用英语强调：“Woman（女人）！” 　　另一位在座的日本人问：“那么，最使您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 　　“革命！” 　　又一位在座的日本人说：“您是著名的革命家，您最喜欢革命，这我毫不怀疑，但您把喜欢女人放在书之前，这说的是否是实话？” 　　孙中山正襟危坐，严肃地说：“我们革命者的语言中，‘女人’与‘母亲’应该是同义词。当妈妈把她身上最富有营养的乳汁喂给孩子，当妻子把她真诚的爱献给丈夫，她们的贡献是那么无私和高尚，这难道不值得爱吗？可是，我们很多男人不懂得这种爱，不怜惜这种爱，践踏这种爱，以至千百年来，女人成了男人的附属品或玩物。这世道太不公平，太可惜了！” 　　孙中山先生的肺腑之言、深邃思想令在座的日本人深受感动。 　　宋教仁被刺杀后，正在日本的孙中山得此凶信，即中断访日，率一行人赶回上海。孙中山、陈其美、戴季陶、居正等一起到黄兴住宅参加党的领导会议，讨论应对宋被刺后的措施。会上孙中山积极主张武力讨袁，但黄兴等人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当用法制办法加以解决。戴季陶发言支持孙中山意见，认为对袁世凯无法施之于法，结果引起黄兴不满，并斥责戴为何许人，不应在此多嘴。还在革命党人争论不休时，袁世凯出卖国家利益，向帝国主义善后大借款，出兵进攻革命党军。在这种形势下，黄兴等人也改变了态度。“二次革命”爆发。 　　戴季陶奉孙中山之命，以秘书身份作为他的代表到各地去做起义的发动、准备工作。戴季陶到南京时，正赶上南京讨袁军发生内变，黄兴的卫队长程德全被收买后，接受了“捉拿黄兴”的密令，黄兴被迫离开南京。戴季陶即与讨袁军总司令何海鸣与一、八师中的中下级军官再次兴兵讨伐袁世凯。当时军费没有着落，戴季陶在南京恰遇其留学日本的同学金锐新，金此时任交通银行协理。戴季陶通过他担保，从南京银元局借了6万元作为军饷，解了燃眉之急。接着，戴季陶在都督府召开了军事会议，宣布人事安排。由钮永健任总司令，徐涛为一师师长，王兆鸾为二师师长。这些措施虽迅速扭转了危局，但无法扭转整个战局。随着全国讨袁军的失败，南京局势再度告危。9月1日，张勋部队以炸药轰开南京城墙，守军不支，南京陷落。 　　城陷后，戴季陶没有逃走，他打算在城里联络散落的革命军人以图再举。戴季陶在南京秘密下榻于日本人开的旅社宾来馆，化名金子光。此事被张勋部属侦悉，他们派一连军队包围了旅馆。戴季陶坐着人力车回旅馆时看到情况异常，但车已拉到旅馆门前，逃不了了，戴季陶急中生智，故意少给车夫车费，车夫大吵，戴便用流利的日语在围馆的士兵前说了车夫一顿，然后交足车费。士兵以为他是日本人，便放他进去。进去后，他回到房舍赶紧化装，出来时挽着一位熟悉的在旅馆当服务员的日本女子，一边用日语谈话一边走。士兵再次将他当成日本人，他才极侥幸地脱离危险。 　　当时的大连属于日本控制，革命者在那里活动容易一些，当时聚集在那里的革命党人已有200多人，孙中山很重视这支革命力量，他派陈其美、戴季陶、蒋介石前往大连。大连的宁武、刘纯一、石磊、傅之鱼、王明山等革命党人已利用东北统治相对薄弱的机会成立了反袁斗争的领导机构“实业研究会”。陈、戴、蒋等到大连和他们取得了联系，戴季陶等还实地考察了哈尔滨、齐齐哈尔、满洲里的革命形势。他们在东三省各地组建了一些由革命党人领导的团体，开展革命活动，受到张作霖的通缉，活动受到限制。陈其美、戴季陶、蒋介石看到当时的国内形势，许多人还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东北的革命力量还不够强大，起义的时机尚不成熟，但是在近50天的时间里，他们毕竟了解了东北的局势，壮大了革命力量，也算是不虚此行了。他们将东北的党务交给方剑飞主持后就离开了。 　　“二次革命”失败，戴季陶也受到通缉，随孙中山一行三十几人来到日本。戴季陶仍然做孙中山的秘书，负责保管党内的文件，作会议记录，常伴随孙中山外出，兼做翻译与保镖。 　　在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因孙中山吸取以往的教训要求忠于其个人而产生了分歧，戴季陶坚决站在孙中山一边，戴认为：“中国革命有世界眼光，有一贯的理想，有坚韧不拔的精神的，除了中山先生以外，没有第二人。” 　　戴季陶同胡汉民一样，也是党的纲领《革命方略》的起草人之一。 　　建党后，孙中山派陈其美、居正、许崇智、邓铿、蒋介石等军事人员回国组织讨袁军。 　　戴季陶是中华革命党的机关刊物《民国》的编辑。这时期他发表的主要文章有《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中国革命论》、《欧美时局观》等。这些文章主要内容是总结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联邦制的民国制度的新设想，探讨世界问题。 　　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困窘，戴季陶跟随孙中山等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许多人的衣食都有困难，在大雪天时，因无钱购柴生火致使有的革命同志生病。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各省纷纷独立，孙中山在此形势下偕廖仲恺、戴季陶等于1916年4月27日秘密回国，参加国内的斗争。戴季陶继续担任孙中山的秘书。　袁世凯在孙中山回国后不久即病死，由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执掌实权。段与大总统黎元洪发生了争权斗争，张勋以“调停”为名借机上演复辟丑剧，他派人到日本寻求支持。 　　孙中山闻讯后即派戴季陶以党代表身份赴日了解情况。戴季陶凭借孙中山和自己的老关系拜访了日海军军令部部长海军中将秋山贞之、参谋部次长陆军中将田中义一，此二人都熟知中国的情况。戴季陶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张勋复辟的信息，写了一封详细的报告寄给孙中山，使革命党人据以掌握应变策略。 　　由于段祺瑞不要约法，迫使孙中山再次组织护法运动，于9月10日在广州成立军政府，戴季陶被任命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即兼任大元帅府代理秘书长、外交部次长。军政府刚刚成立，事务十分繁忙，戴季陶以超人的勤奋和精神，将千头万绪的事情办得有条不紊。 　　孙中山南下护法借助的是西南军阀陆荣廷等人的兵力，但这些军阀实际上不听孙中山的号令，而是借助孙中山的影响扩大自己的势力。面对这一情况，戴季陶对孙中山说，没有兵权，总是受制于人，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孙中山十分赞同。戴季陶想到广东的陈炳焜虽然归属陆荣廷，但对孙中山很尊敬，便向孙中山建议向陈炳焜要兵，孙中山同意，但遭到陈的婉拒。 　　时任广东省长的朱庆澜看清了军阀的嘴脸，认识到只有孙中山才是真心护法的。看到孙中山的处境决定予以支持。他当时有40个营的省长警卫部队，便对胡汉民、戴季陶提出交给孙中山20个营作为孙的基本部队，然后再以此为基础逐步发展。孙中山很高兴，他令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汪精卫做好有关工作，克服陆荣廷等的阻挠。孙中山向陆等表明，这8000官兵将组成“援闽粤军”，去进攻福建的北洋军阀李厚基，不会留在广东与地方实力派争地盘，使陆荣廷等人放心。孙中山以陈炯明为这支部队的总司令，蒋介石、戴季陶协助整编。 　　1918年5月军政府改组后，孙中山辞职偕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朱执信等到上海。 　　回沪后，戴季陶过了一段清闲生活，便奉孙中山之命与沈定一、孙棣三创办了革命报纸《民国日报》的副刊《星期评论》。不久，又协助孙中山编辑《建设》月刊。这两种报纸杂志以孙中山的“激扬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孽，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社会之雏形”为宗旨，发表了不少有关劳工和社会主义的文章。 　　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国民党后，戴季陶参与起草了《中国国民党规约》，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该党最高革命原则。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后，孙中山借此契机令陈炯明部队进兵广东驱逐陆荣廷，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了在经济上支持这一军事行动，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蒋介石等人参与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投机活动，筹建了“恒泰号”，以张静江所占股份最多，以陈果夫为经纪人。1921年，股市看好，获利不少，既支持了粤军，个人也发了财。但到了年末和第二年初，股市猛跌，“恒泰号”也深受其害，这些人的投机以失败告终。但这项活动使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陈果夫等成为江浙财团及上海帮会的代表，也成为以后政治上的挚友。 　　孙中山因革命、建设等方面很需要人才，因而对教育十分重视。他看到民国成立以来中小学的教科书没有反映辛亥革命的成果和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便委托戴季陶、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研究中小学的教育，负责重新编辑了中小学、师范等教科书，加进了新的进步思想内容。孙中山担任非常大总统后，戴季陶仍是重要的助手。援闽粤军回师广东时，第二军长许崇智因病不在军中，由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的蒋介石统领。由于旧军队人事关系，第二军一些军官不听从蒋介石指挥，蒋气得回奉化老家了。 　　蒋介石是保定、日本士官学校名牌军校毕业生，在陈炯明的部队中显示出杰出的军事才能。在国民党军事人才极缺的情况下，孙中山对蒋介石很看重，几次亲自给蒋介石发函去电要蒋出来担任军职，但蒋介石不肯出来。廖仲恺、胡汉民等国民党要人也去电邀请，还是请不动。戴季陶见状，凭借他与蒋介石非同寻常的关系亲往劝驾，他们同是蒋纬国的父亲（当然戴是义父），又是留日时同寝室的把兄弟，证券投机的铁哥们儿。戴季陶利用这些关系亲赴奉化，对蒋介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原来蒋介石不知孙中山给他什么官职，便以老母有病为由在家待价而沽，现在得知会委以重任，加上上述人情，不能不出山了。 　　孙中山在研究了一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宪法、法律、法规、施政情况后认为：“各国宪法？？只分三权，不完备地方很多，而且流弊不少。”为把革命政府建成一个理想的政府，他向国会提出制定“五权宪法”，即西方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再加上“考试”、“监察”二权。他让戴季陶起草一个宪法草案和相关的法律文件，按照孙中山的意图，戴季陶研究了许多国家的宪法、法律，努力写成了一部反映孙中山的政治思想、辛亥革命成果，对今后的国家政治制度有利的数万言的法律草案，推动了法制建设的发展。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脱险来到上海，戴季陶随之住到孙中山寓所，为孙分担孤独与苦闷。孙中山曾高度评价自己这位忠实的追随者“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1922年，四川省督军刘成勋派戴季陶的朋友向育红、吕超带了四川将领的信慰问孙中山并邀请戴季陶到四川帮助制定省宪，其目的是为了抵制直系军阀的武力统一政策，以保住自己的地盘。孙中山虽然不赞成湘、滇等省的省宪自治或联省自治办法，但主张军阀息兵停战，发展实业，便决定戴季陶作为他的代表，赴川宣传贯彻自己的主张。 　　孙中山对戴季陶此行很重视，除写了亲笔信外，还邀请了上海的一些四川籍人士，各党派的在革命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到自己的公馆里吃饭，并向中外记者发布戴季陶入川的消息，以扩大影响。 　　戴季陶离开四川，离开老母已经18年了，也想顺便回家看看，便带着秘书赵文田、随员陈鸣谦等，随向育红、吕超在旧历九月初四乘船返川。但谁也没有想到戴季陶会投江自杀。 　　戴季陶一路上很少说话，常常独自一人在船舷来回踱步，或凭栏沉思，神色呆滞。到了晚上11点多钟，航船沿长江行至宜昌附近，其他人都已睡熟，戴季陶走出舱房，来到船尾，举身投入江中。当时他穿的是花缎薄长棉袍，落水后，长袍像汽球一样托着他顺流漂浮。据戴季陶事后回忆，“当时万念俱空，就想沉下水去。但是越沉越不得沉，自己钻下去，又从对面浮起来，向左左浮，向右右浮，把头埋入水中，拼命地饮水，但肚皮已饱不能再喝，只有听天由命，站在水里，很清楚地觉得我站在水里成二三十度的倾斜，两肩以上完全露出水面？？天气很冷？？”戴季陶漂到枝城南岸的沙州搁浅。他爬起来没走多远，便冻得倒地呻吟，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渔民齐顺发闻声发现了戴季陶，将他救回家中，给他身下垫上稻草，身上围以棉絮，并喂酒取暖。第二天将戴季陶送到枝江县城亲戚杨开锃家，杨给戴季陶买了由枝江前往沙市的船票。戴季陶往码头去时发现赵文田与毛副官正在码头小轮船上，双方不期而遇，惊喜交加。 　　原来在天明时赵文田不见了戴季陶，估计是落水了，大家只好在宜昌登岸。赵文田与一名工役雇了一叶小舟，沿江顺流寻找；向育红则托宜昌政府通知沿江团防、军警协查，自己在宜昌掌握情况。 　　戴季陶与齐顺发、杨开锃分别时，给了他们20块银元。 　　在戴季陶获救后大家为其举行的压惊席上，戴谈自杀的原因时说：“军阀横行，各自为政，频年内战，民不聊生。列强虎视眈眈，伺机吞食，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又被陈炯明窃据，国是如斯，我等皆将为亡国之俘矣。中夜不寐，忧心如焚，独步船头，凭栏远瞩，忧时有泪，救国无方，猛见江心月圆如镜，明彻天空，四际无涯，觉浮生之渺小，念此行仆仆风尘，亦属劳而无益，一时愤悔，奋起投江。”　后来戴季陶又在其《八觉》一文中说到投江时的心情：“这时我的心里，二十四分的痛苦，而更有一件逼迫我很深刻的，是五六年来一直很错误的恋爱，这种魔障缠绕，自己偏偏以假作真，再也不能明心见性，一刀两断。再加上看见四川的战祸逼在目前，一些昏天黑地的军官、政客，都聚在堂子里的鸦片灯旁边，筹划杀人放火的事业，什么政治、实业、教育这些问题，决不能引起他们半点注意，公私交迫，我觉得公私的前途，都无半点光明，于是死神就伸出他的魔手，拼命来招我了。”“公”说得很清楚了；“私”是指错误的恋爱，但文中没有具体说明。 　　戴季陶的秘书，亦即他的外甥赵文田揭开了这个秘密，在赵写的《戴季陶自杀真相》一文中说，因戴的妻子钮有恒需在家经营家里的500亩水田，照料家务与儿子安国，不能随戴季陶因革命需要而在外奔走。钮有恒考虑到戴季陶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身边需要有人照料，便将外甥女，亦即赵文田的姐姐赵文淑送到上海渔阳里戴季陶住处服侍他，戴将赵奸污了。 　　赵文淑已经订好了婆家是准备出嫁的，戴季陶赴四川前得此信息十分恐慌，怕因此暴露他的乱伦丑行，使这位当时已颇有影响的人物没脸见人，才投江自杀的。 　　以后戴季陶利用他的职权和钱财，解除了赵文淑与未婚夫的关系。1926年春天，赵文淑生下一女，取名家祥。钮有恒1942年去世后，戴季陶才与赵文淑正式结合为夫妻。在戴季陶于1949年自尽后的第二年，赵文淑去世。 　　1922年11月，戴季陶回到成都家中，见到了老母、大哥戴传薪与两位姐姐，18年后团聚自是悲喜交加，一言难尽。 　　由于四川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再加上地势险要，历来成为各路军阀争夺的要地，战争连绵不断，“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换大王旗”，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戴季陶虽知孙中山的意愿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还是殚精竭虑，在各路军阀之间奔走，解释孙中山对时局的主张，介绍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但收效甚微。1922年终戴季陶被四川省议会选为省宪起草员，赴重庆就职，受到各界欢迎，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制定了省宪草案。 　　戴季陶的母亲黄夫人笃信佛教，幼年的戴季陶也经常跟母亲烧香拜佛，那时不过是出于好奇罢了。这次自杀遇救后，冥冥之中，认为是佛祖所救，命不该死，从此对佛教深信不疑，每天与钮有恒烧香拜佛，还给自己取了个法号潜园居士。 　　后来他任考试院院长时，还研读佛教经典，在南京的住宅专辟一室，供奉如来佛、观世音的瓷像。布置有香炉蒲团，四壁挂有他亲笔写的金刚经条幅。手上常戴一串佛珠，还常常大谈什么“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1948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为了取得戴季陶的支持，还送给他一个金佛像。 　　戴季陶在四川期间，建立了国民党四川支部。由于四川局势多变，他的许多工作实在难以开展，又加上这时国民党将要进行改组，孙中山嘱在四川待了8个月的戴季陶回沪。 　　1930年春，不忘救命之恩的戴季陶托人带给齐顺发、杨开锃1000银元，一封感谢信，各一块匾额。赠齐顺发匾额的题字是“佛心侠骨，古道照人”；赠杨开锃匾额的题字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1931年春，齐顺发、杨开锃应戴季陶邀请，各偕全家共十几口人，到南京戴家做客。一向不以官职送人的戴季陶这次却表示要将齐、杨给予安排，但齐、杨二人觉得没什么文化，难以胜任，便谢绝了。戴季陶派副官陪同两家人在南京游览观光后，又在他们走时送给每人一匹绸缎。 　　以后，他每年均给齐、杨二家寄钱，直到抗战爆发为止。 新内容406新内容406新内容　新内容406新内容╀新内容╀注| 新内容╀乐╀城:新内容╀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