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br />今年2月，一场“全城义剪救碧心”活动让白血病女孩刘碧心看到了生的希望，而更多的重症儿童却仍然在死亡线上挣扎。如何让小碧心式的“幸运”普惠更多的重症儿童，成为社会所关心的问题。
　　3月17日下午，一场关于探讨儿童大病救助机制的多方对话论坛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会议厅举行。来自政府、媒体、医院、保险及民间公益等领域的人士就当下儿童大病救助的现状、困局、各方的责任及可能的合作模式展开探讨。论坛基本达成儿童大病救助要以国家保障体系为基础，政府、企业、公益组织和公民多方合作的共识。
　　治疗儿童大病需要多少钱
　　提起儿童大病，家长都免不了“谈病色变”。在目前的医疗和医保制度下，重症儿童不仅面临治疗时间长、护理工作量大、治愈几率不确定性、治愈后风险高等难题，光是筹集医药费这一点，对普通家庭而言已属十分艰难。
　　广东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农绍汉负责该院重症监护室的工作。据他介绍，重症儿童从进医院到术后恢复要花一大笔钱，很多家庭都承受不住这过程中的巨额医疗费。
　　那么，重症儿童所需医疗费到底有多“巨”呢？
　　广州市金丝带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理事长崔伟雄的儿子因骨癌去世，从此走上重症儿童救助及家长互助之路。他在现场简单地算了一笔账：广州市每年新增癌症儿童大约300名，其中一半左右患的是白血病，白血病中又有近八成是急性淋巴白血病，按照急性淋巴白血病的标准治疗方案，基本费用大约是10万元。不同的治疗方案花费额度不一。这样算来，救助广州市每年新增的癌症儿童，所需基本医疗费用约3000万元。
　　医疗费有可能降下来吗
　　崔伟雄所说的急性淋巴白血病的标准治疗方案所需10万元费用，是最为保守的估计。这10万元仅包括对身体素质处在最佳状态的患者顺利开展治疗所需的基本开销，而化疗失败、骨髓移植、术后感染等情形下所需费用都不计入其中。
　　以白血病女孩刘碧心为例，自2010年底患病至今，治疗费用已超过40万元。加上即将进行的骨髓移植手术以及术后护理，医疗费总计将达百万元。
　　主持人马志海现场质问：“在我们调动全城媒体力量，号召全社会为小碧心捐款之时，为什么医院开出的价码却总是如此冰冷，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我们是不是在用全社会的爱心，去盲目地填补一个贪婪的窟窿？”
　　马志海的质问令在场的广东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农绍汉面露尴尬，他解释说，任何医疗机构所使用的药物和器械都要经过政府准入，其中成本大大增加。
　　农绍汉举例：“一条医疗管在香港价格200元，到内地医院的价格就是1300多元。”
　　另外，他也大倒苦水：一旦出现医疗效果不佳等问题，政府、家属都要找医生的麻烦，医生必须为自己举证方可免责，因此宁可为病人多做检查、用进口药也不去省钱，因此越是重症，医疗费用越是降不下来。
　　救助大病儿童政府如何作为
　　小碧心的手术费用是50万元。“50万元对于一个贫穷家庭来说就是家破人亡。如果广州市每年新增的300个癌症儿童每个都需要50万元，加起来是1.5亿元。中国的GDP已经达到世界第二，1.5亿元对于政府财政来说，多吗？”主持人马志海问。
　　微基金发起人梁树新说，自己经常在微博收到大病儿童家长的求助信，但他不可能帮得了每个人。梁树新认为，政府应该是给予孩子基本医疗健康保障的“第一责任人”，探索建立儿童大病医疗救助的“广东模式”迫在眉睫。
　　崔伟雄提出，上海、天津都已经出台了儿童大病救助相关政策，而在广东，仅广州市政府2012年财政支出预算的“其他”一项就将近70亿元，政府也理应有所作为。
　　面对来自民间的这一紧迫诉求，在场的广东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处处长周惠明回应，政府近年来也在开展工作，推动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大病医疗是社会保障的问题，而非救助的问题。政府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如一些国家好。改革开放30多年，国家是时候也有能力解决公民治病的问题了。”
　　民间可以做些什么
　　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如何发挥作用？现场讨论认为，政府应该进一步解除对于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发展的束缚，鼓励其分担社会管理责任。
　　中意人寿广东省分公司总经理舒桦提出，碧心的父亲应该在孩子生病之前就购买相关保险。据她介绍，每月花几百元买儿童大病险，最高保额可达20万元。但她的提议在现场即遭到质疑，因为即使是每月几百元，贫穷家庭也无力承担。
　　“越需要保险的人越买不起保险。”马志海说，保险企业参与重疾救助需要制度设计。
　　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常务理事申曙光认为，面对儿童大病医疗救助问题，个人、家庭与社会力量都是有限的，还是需要以国家保障为基础。
　　周惠明为讨论作结：“政府、社会个人在医疗问题上负有共同的责任。孩子得重病，家长要负责，国家要对重症公民负主要责任，而社会也要形成慈善捐助之风，共同投入公民的重疾救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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